校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任何人都是這樣,他的成長離不開母校。
我少無大志,小學畢業後本來應該考一中。一中是山東教育的“頭”,我不是那個材料,我沒敢考一中。初中畢業後上了半年正誼高中,到1926年,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在北園白鶴莊成立,我又念了兩年。我真正念書是到了白鶴莊,那時十五歲,我偶然考上了個第一。當時教育廳長、山大校長王壽彭親自寫了一篇對聯送給我,還送給我一把扇子。於是就有了虛榮心，上去就不能下來,後來就一直考第一。
北園高中撤銷,成立了全山東省惟一的一個高中:山東省立濟南高中,全省各縣的初中畢業生,想要上進的,必須到這裡來,這裡是通向大學(主要是北京的)的惟一橋樑。
我和一中的關係是1929-1930年在濟南高中念了一年。
山東省立濟南高中,坐落在濟南西城杆石橋馬路上,在路北的一所極大的院落內。
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。他經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:現代文藝的使命。所謂現代文藝,也叫普羅文學,就是無產階級文學。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,佶屈聱牙,難以看懂。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,也不出這幾本書。我相信,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,但這並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。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。丁玲當時正在走紅,紅得發紫。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，見到了丁玲,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。但是,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,於是下令通緝胡也頻。胡老師到了上海去,一年多以後,就被國民黨殺害了。
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老先生。董先生北大英文系畢業,譯有《爭自由的波浪》一書,魯迅先生作序。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。他不講什麼現代文藝,不講什麼革命,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。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、魯迅譯的《苦悶的象徵》作教材,仔細分析講授。作文不出題目,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:隨便寫來。意思就是,你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。有一次,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,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麼意見。
我對文章結構勻稱的追求,特別是對文章節奏感的追求,在我自己還沒有完全清楚之前,一語點破的是董秋芳老師。在一篇比較長的作文中,董老師在作文簿每一頁上端的空白處批上了“一處節奏”,“又一處節奏”等等的批語,這使我驚喜若狂。這一件事影響了我一生的寫作。我的作文,董老師大概非常欣賞。他曾在作文簿上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,其中有幾句話是：“季羨林的作文,同理科一班王聯榜的一樣,大概是全班之冠,也可以說是全校之冠吧。”這幾句話,大大地增強了我的榮譽感。雖然我在高中畢業後在清華學習西洋文學,在德國治印度及中亞古代文學,但文學創作始終未停。我覺得,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濟互補,身心兩利。所有這一切都同董老師的鼓勵是分不開的,我終生不忘。
當時一中的教師在全山東省是水準最高的。當時高中的教員有祁蘊璞,還有一中的校長完顏祥卿,他教我們邏輯,鞠思敏先生教倫理,還有教數學的王老師,教英語的劉老師,對這些老師我很懷念,沒有這些老師就沒有我。
胡也頻先生在高中呆的時間極短。我從他那裡學到了一件事,就是要革命,無產階級革命。胡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講,而且在課外還有行動。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。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,鋪上紙,吸納會員,引起了極大的轟動。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繫,準備出版一個刊物,宣傳現代文藝。我在組織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一個積極分子。我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,並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刊號寫了一篇文章,題目乾脆就叫“現代文藝的使命”。內容已經記不清楚了，也許還有一點理論,也不過是從書中抄來的連自己都不甚了了的“理論”。不幸(對我來說也許是幸)被國民黨當局制止。胡老師逃往上海,群龍無首,煙消雲散。否則,倘若這個刊物真正出版成功,我的那一篇論文落到敵人手裡,無疑是最好的罪證，我被列入黑名單也說不定。我常自嘲這是一場類似阿Q要革命的悲喜劇。同時,我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真正的革命家又從心眼裡佩服。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,這種革命的氣概真可以驚天地,泣鬼神。以戰術上來講,難免幼稚;但是,在革命的過程中,這也是難以避免的,我甚至想說這是必要的。沒有這種氣概,強大的敵人是打不倒的。革命性、民主性和科學性正是濟南高中的精神所在
到了1930年的夏天,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。當年我19歲 |
